斯托塞尔大使华沙追逐中国外交官真相

编者按：三十年前，中美关系正处于解冻过程中的微妙阶段。在这样的情况下，尼克松与其主要助手、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一再指示美国新任驻波兰大使小沃尔特·斯托塞尔尽快向中国人传递有关美国愿意同中国进行认真会谈、改善两国关系的信息。甚至美国国务院也指示斯托塞尔：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场合，以最快速度将美方信息传递给中国人，“即使追到厕所也在所不惜。”在此背景下，发生了外交史上极富戏剧性的一幕：美国新任驻波兰大使小沃尔特·斯托塞尔追逐中国外交官。十余年里，史学界、文学界，都对这一段历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有大量论著和作品问世，讨论、描述这一事件。但是，美国大使追逐的中国外交官真的像众人所说的是雷阳吗？那么多论著和作品为什么会都搞错了呢？本文作者自1990年以来采访了有关涉及此事的全部中方当事人，在此向世人揭开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

虽然1968年、1969年间，中美大使级会谈第135次会议一再延期，但中美高层已经开始着手谋求改善两国关系。1969年秋，尼克松先后通过罗马尼亚、巴基斯坦两国总统齐奥塞斯库、叶海亚·汗向中国传话，表示他决心向改善同中国关系方向迈出步子，并表示美国希望中美关系能够解冻。更重要的是9月11日周恩来总理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机场会晤，对尼克松政府恢复对华关系无疑也是很大的推动。在这样的情况下，尼克松与其主要助手、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一再指示美国新任驻波兰大使小沃尔特·斯托塞尔尽快向中国人传递有关美国愿意同中国进行认真会谈、改善两国关系的信息。甚至美国国务院也指示斯托塞尔：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场合，以最快速度将美方信息传递给中国人，“即使追到厕所也在所不惜。”但是在中美关系严重对峙的情势下，两国外交官接触的机会几乎微乎其微。斯托塞尔在时隔十余年撰写的回忆录这样写道：“这就是当时摆在我面前的问题，如何谨慎地办好这件事。我们共同参加的宴会很少，而且总是有很多人在场，乱哄哄的。因此要找到合适的机会实在很难。”。

1969年12月3日晚间，南斯拉夫驻波兰大使馆在地处华沙马尔沙科夫斯卡大街（又名元帅大街）的华沙文化科学宫举行时装展览会（实际上就是时装表演），邀请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驻波兰使节前往观摩。于是，在寒冷的雪地里，美国新任驻波兰大使小沃尔特·斯托塞尔不顾起码的外交礼仪，上演了一幕追逐中国外交官的“喜剧”。

十余年来，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史学界、文学界相继开始讨论和表现这一时期的历史。美国驻波兰大使小沃尔特·斯托塞尔在华沙追逐的中国外交官是谁？从最早出版的陈敦德的《毛泽东·尼克松在1972》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以及众多的知名中国专家、学者、教授，还有美国方面的主要当事人的回忆录、论著如亨利·基辛格的《白宫岁月》、《大外交》，约翰·H·霍尔德里奇的《1945年以来美中外交关系正常化》，20余位作者的叙述虽略有出入，但都众口一词地认定是当时的中国驻波兰大使馆政务参赞、临时代办雷阳先生。持有这种观点和立场，就笔者所能见阅的论文、著作，先后一共23部（篇）。

那么，真相究竟如何？笔者自1990年以来采访了有关涉及此事的全部中方当事人。他们是：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方首席代表、中国驻波兰大使馆政务参赞、临时代办雷阳先生（原任外交部人事司副司长、教育司司长，后任驻冈比亚、尼日利亚大使）、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方顾问、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二等秘书李举卿先生（后任驻波兰格但斯克总领事、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中国驻蒙古大使），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方联络秘书、中国驻波兰大使馆随员骆亦粟先生（后任驻波兰格但斯克总领事，驻塞浦路斯大使）、中国驻波兰大使馆波兰语译员景志成先生（后任驻格但斯克总领事），以及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方首席代表、中国驻波兰大使馆政务参赞、临时代办陈东先生（原外交部总务司副司长，驻波兰格但斯克总领事，后任驻冰岛、民主德国大使）和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方英语译员、中国驻波兰大使馆随员钱永年先生（后任外交部非洲司副司长、驻美国大使馆公使、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现将事实真相披露如下。

1969年12月3日晚间，南斯拉夫驻波兰大使馆在地处华沙马尔沙科夫斯卡大街（又名元帅大街）的华沙文化科学宫举行时装展览会（实际上就是时装表演），邀请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驻波兰使节前往观摩。但是，中国大使馆在接到南斯拉夫大使馆送来的请柬之前，使馆政务参赞、临时代办雷阳已经接受了阿尔巴尼亚驻波兰大使馆为其接风洗尘的邀请。所以使馆领导决定，由二等秘书李举卿携波兰语译员景志成前往参加南斯拉夫的时装展览会。

时装展览会在华沙文化科学宫的地下室——从严格意义上说是介乎于底层与地下室之间——的一个舞厅里举行。这是一个圆形舞厅，中间是舞池，环绕着舞池四周的便是观众席。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和中美大使级会谈美方联络秘书、使馆二等秘书西蒙斯首先自人口处进入舞厅。展览会开始之际，李举卿、景志成自另一入口处进入舞厅，并在紧靠人口处的观众席人座。此时的西蒙斯最想找的是他的“对手”和“熟人”——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方联络秘书骆亦粟。他在四处搜寻骆亦粟不果后意外发现了景志成。好在西蒙斯以前在中美举行大使级会谈时偶尔也见过景志成。只是李举卿是当年仲夏随雷阳前来华沙就任新职的，故而不仅是斯托塞尔，就连西蒙斯也不认识李举卿，他们都想当然地把李举卿当成了中国驻波兰大使馆的临时代办雷阳。景志成在陪同骆亦粟参加中美会谈联络官员会晤时也曾间或见过西蒙斯，他和李举卿同样也不认识西蒙斯身旁的斯托塞尔。景志成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这时，我突然发现我们对面入口处有一个人正一边用手指指着我们，一边对他身旁的另一个人在说着什么。”说话的即西蒙斯，另一位则是斯托塞尔。斯托塞尔本人回忆说：”我认出了中国代办（引案：斯托塞尔叙述有误，下同），于是我对手下的人说：‘好，机会来了，我们要走上前去缠住他。’”据李举卿回忆：景志成立即把情况告诉自己，“美国人说不定要耍什么花样。不要理他们！活动一结束，我们马上离开！”他当时对景志成说。时装展览会在当晚8时许结束。当最后一位时装模特出场时，有意避开美国人的李举卿和景志成起身退场。斯托塞尔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从过道走过来的最后一位模特儿穿着一件透明的结婚礼服。”“中国代办站起来向门口走去。波兰人谁也没有站起来。我看到他站起来，也就跟着站了起来。”“我紧跟着他后面。我们经过衣帽间走到外面。”由于李举卿、景志成来时未穿大衣，因此他们没有在舞厅的衣帽间停留——这样便与进入衣帽间取大衣的美国外交官拉开了距离”。

李举卿和景志成一前一后径直向楼梯口走去，在察觉了美国人的意图后，他们更是有意识地加快了脚步。当走到楼梯一半时，紧追不舍的西蒙斯终于赶上了景志成，“先生，这是我们的大使，他有话要跟您说……”未等西蒙斯介绍完，斯托塞尔就急切地用波兰语说：“我是美国大使。”据斯托塞尔自己回忆：“我用波兰语对他（引案：指景志成，即斯托塞尔误认为的‘中国代办’）说，‘我想和你谈谈。’”“他快步走上楼梯，我紧跟在他后面。然后，我们来到一个大平台台阶上。”这时，景志成发现李举卿已走出大门，便加快了步伐。斯托塞尔紧追不舍，气喘吁吁，他边走边说：“不久前我回了华盛顿一次。我见到了总统。我想告诉你，总统想与你们领导人会谈是十分认真的。因为我们希望与你们的国家改善关系。请把这一情况报告上去，我乐意听你的回音。”“我转达！我转达！我将把这一情况报告上去……”景志成边答边走。他与走向停车场的李举卿已有相当一段距离。

行文至此，这里还需要澄清三个问题：第一是《毛泽东·尼克松在1972年》书中的“罗翻译”究竟是谁？第二是记者（外交使节）是否“目睹”斯托塞尔追雷阳？第三是雷阳是否敢与美国外交官接触？

如前所述，斯托塞尔和西蒙斯追逐的波语译员是景志成，当然不会还有另一位“罗翻译”。但《毛泽东·尼克松在1972》一书作者笔下的“罗翻译”倒也并非全是毫无由来。12月4日，美国务院发言人麦克洛斯基在记者招待会回答提问时称：斯托塞尔大使3日晚间谈话的对象是负责会谈事务联络的“骆先生”。这位“骆先生”不是别人，就是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方联络秘书骆亦粟。麦克洛斯基“景冠骆戴”纯系不谙实情，想当然而已。而《毛泽东·尼克松在1972年》的作者则是采访不周详之故，甚至连姓氏都未真正搞清楚。

也如前所述，中国外交官未等散场就退席，斯托塞尔和西蒙斯在追赶景志成和李举卿时，无论是在狭窄的楼梯上，还是在华沙文化科学宫门外宽阔的平台上，空无一人。中美双方的当事人叙述均可证实。景志成说：“我们（引案：指景与斯托塞尔）是最先走出来的，后面既无人跟着，街上空空荡荡，也没有行人。”“美大使在跟我说那几句话时，无论在楼梯上，或是在文化宫外、人行道上，当时均无人在旁。”斯托塞尔写道：“天很黑，正在下着大雪。天气很冷，四周没有人。”据骆亦粟回忆，12月4日西蒙斯紧急来电话，说他受政府委托，询问骆先生：昨晚美国大使同中国外交人员的谈话是否已经转达？还说：美中外交人员的谈话已被美国记者看到，记者已向美使馆提出问题，美使馆拟予以确认，但不透露谈话内容，也不加评论。云云。西蒙斯显然是无中生有，故意杜撰。不难明白，西蒙斯所以如此空穴来风，无非是为美方找一个将中美外交官员接触通过媒体公布于众的合法借口罢了。美国人很聪明，无论中方默许还是反对，他们都是“赢家”。你若默许，美国人自然求之不得；你若反对，作出澄清，反而增添了美国人期盼的“炒”的效果，因为中美官员接触的事实无法否认。

最后是雷阳是否敢与美国外交官接触的问题。毋庸讳言，为避免扣上“右倾”的帽子，“文革”年代里的中国外交官惟恐“左”得不够，对美国外交人员自然更是如此。中国外交人员忌与美国外交官员接触并非仅仅是害怕，还出于愤恨。当其时也，如果两国外交官回避不及，狭路“遭遇”，中国外交官甚至还会“即兴”“声讨”一番：“为什么霸占中国的神圣领土台湾？……”“要是他找到我，我当时一定还会谴责他们几句……”近30年过去，忆及如烟往事的李举卿仍这样说。对景志成而言，作为一名未经多少世面的年轻译员，那时他甚至还够不上“随员”这一使馆最低级别的外交衔。当第一次单枪匹马，面对美国大使突然“袭击”，他的“惊慌”乃至“失态”完全是情有可原的。景志成在忆及当年斯托塞尔追赶自己情景，这样写道：“我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我怕别人发现我们在说话，……”斯托塞尔也这样描述了景志成当时的神态：“他看上去吓了一跳，并快步走向通往上面的搂梯。”故而笔者以为，周恩来如果真的对基辛格说过那番“得心脏病”的话，应该是指景志成，而决不是雷阳。从笔者多方掌握的一些材料来分析可以从另一角度说明此一问题。

与斯托塞尔同岁的雷阳大使1920年生于陕西淳化县的一个山村，当斯托塞尔1941年秋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毕业获得文学士学位时，先后出使冈比亚、尼日利亚的雷阳已是有着4年党龄的中共正式党员了。自50年代中期涉身外交界的雷阳一开始就出任广西省外事处处长。差不多整60年代，雷阳历任外交部人事司副司长、教育司副司长、司长等要职。1969年6月，雷阳出任中国驻波兰大使馆政务参赞、临时代办。中共“九大”会议闭幕后，驻外大使相继复出，持节赴任，周恩来总理每每拨冗接见。在济济一堂的“大使群”里，雷阳显得非常引人注目。在普遍由一等秘书、二等秘书甚至三等秘书“留守看家”的中国驻东欧国家使馆里，雷阳的外交衔也同样显得“鹤立鸡群”。中国派出如此一位正司级的“准大使”的资深外交官员常驻华沙，其意不言自明。另一个事例也能说明问题。直至70年代初，中国数十个驻外使领馆，只有驻苏联、驻波兰大使馆才备配红旗轿车。前者不难理解，后者盖出于中美大使级会谈矣！据雷阳回忆，周恩来接见时特别指示：到华沙后要密切注视中美关系的发展，特别是来自美国方面的新动向。有情况要立即报回。周恩来强调：要保持“华沙渠道”不能中断。事实上，遵照部里指示，雷阳赴华沙履新之前已经详细调阅有关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档案以及其他有关中美关系的文字材料。就在雷阳刚刚跨进波兰国门的时候，中国有关方面通过巴基斯但、罗马尼亚领导人告诉美国人：中国不久可能会有意恢复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8月8日，罗杰斯国务卿表示美国政府有意恢复华沙大使级会谈。这显然是美国人得到周恩来口信后作出的答复。9月7日，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毛雷尔代表齐奥塞斯库为美国传话，周恩来回答说：“关于中美关系，关键就是台湾和联合国问题。他们想解决，有渠道嘛！渠道就是华沙（大使级）谈判”。9月11日，在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的会谈中，周恩来明确告诉对方：中国准备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综上所述，不仅周恩来对中美关系的变化发展了如指掌，诸如雷阳这样身处“前线”的主要指挥官有些紧张是可能的，但恐怕不会像前引十几位作者所描写那样，毫无精神准备，以至于临阵“惊慌失措”。斯托塞尔在华沙追逐景志成的次日深夜23时15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即将离任的坦桑尼亚驻华大使萨利姆。据在场的外交部西亚非洲司东非处处长赵维（后任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回忆：会见结束时已近午夜，总理秘书钱嘉东（后任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中国首任裁军事务大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长）送来华沙中国使馆来电。周恩来招呼大家重新落座。“国际形势瞬息万变。尼克松上台后多次表示要同中国对话，外交部必须加强这方面的研究！”这也从侧面说明了问题。实际上，60年代末尼克松入主白宫半年后，毛泽东、周恩来从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战略高度而制订对美政策已进入战术上落实的阶段。倘若如果像雷阳这样中美接触第一线的高级外交官，还如有些史家、特别是演义作者所描绘那样，“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那真是有点不可思议了。

上述有些庶几小说家言的“演义”，则完全是作者凭空想象的产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演义》中有这样一段描绘：

周恩来有否向毛泽东讲述美国大使追雷阳的“故事”？毛泽东在会见斯诺时是否联想此事？这是明明白白的。1969年12月12日晚8时15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凯瑟时就曾谈及美国大使斯托塞尔与我外交人员的最新接触：“另一方面，美国大使在华沙向我进行试探。他在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时装展览会上同我译员进行了谈话，全世界都在盛传。”而且事实上，据主要当事人冀朝铸回忆，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只是同斯诺礼节性地寒暄了几句，并未细谈。毛泽东当时对斯表示：“以后我们再好好地谈。”至此，已毋须另加一字评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演义》作者的编造委实是子虚乌有，纯属无稽之谈。这不仅是轻率的，而且是极不严肃的。据此书封二的“内容提要”称：“作者以史诗般的笔法，以大量的史料．深刻的见地描绘了”“重大决策的来龙去脉”全书结构宏大，内涵丰厚，是广大读者了解共和国全貌的必读之作”，云云。笔者对该书其余各章不敢妄加作评，仅就拙文所引数节而论，实是有负“盛”名矣！

《我的父亲邓小平》的作者邓榕女士曾致信《作家文摘》，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些根本不是历史真实的‘故事’、‘演义’等等，经这反反复的传抄，有时竟然因广为人知而为人误认为史实。”基于上述考订，可知邓女士此言不虚。

古人有云：“天下文章一大抄”，但决不是照搬实录、人云亦云，而是要经过“消化”，所以古人又云：“尽信书不如无书”。由于观点、立场、记忆多方面的因素，人的回忆不一定全面、绝对准确。同样一件事，不仅在不同人的回忆录中常常有不同的记述，而且同是一人，由于政治或其他方面的原因，不同时期也会有不同的说法。所以，这就要求作者对各类史料（包括当事人的回忆、谈话，作认真仔细的鉴别、比较，在“消化”的过程中抉摘真伪，考订核审，有时还需要运用其他材料来加以佐证。比如，研究“西安事变”，除了必读中共文件档案，王炳南、吕正操、刘鼎等当事人等的回忆录，也要认真读些东北军何柱国、西北军米暂沉、王菊人等人的回忆，甚至不妨翻翻蒋介石及其僚属写的有关“回忆录”。对于现成的书刊资料既信又不信。前人的记载特别是权威学者的著述应该认为绝大多数是可靠的，但是谁也无法避免失误（包括笔者自己在内）。在费正清眼里，作为美中关系正常化的见证人和具体实施者，基辛格无疑是权威。但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正因为费正清的轻信，《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就出现失误。虽是“微瑕”，终不足为训。所以，关键在于多动脑筋，勤于分析，切忌轻信，人云亦云。这就是为什么先哲要屡屡忠告后来学人“尽信书不如无书”的道理。一言以蔽之，就是实事求是。

前几年，程中原（赵舒）先生为叶永烈先生所著《胡乔木》指谬，曾引起轩然大波，几至对薄公堂。事过境迁，笔者自然无意臧否程、叶二人事非，但程先生在篇末所言：“有些作者略有一点资料就可以敷衍一部长篇传记”，“以讹传讹的事情也就愈演愈烈”，笔者则颇有同感。

近年来，各类人物传记、纪实文学勃兴，这本是好事。但是，正如某些学者针对目前史学研究现状所抨击那样，有些人只凭一本《陈独秀回忆录》便可以写出洋洋数十万言的《陈独秀大传》来。某些作者（包括史学工作者）往往在没有深入研究的情况下便率尔操觚，利用现成资料，修修补补，敷衍成书。于是，在某些人的生花妙笔之下，《大公报》巨子张季鸾成了多年主持《新民报》笔政的张友鸳，热血男儿肖楚女成了妙龄女郎，一生未婚的老报人戈公振有了亲生“儿子”戈宝权……。时下编书成风，连少数学人也趋之若鹜。耐得寂寞，潜心做学问的风气淡了些。尤其是外交、国际政治、当代中国一类书籍，花样翻新，层出不穷，多如牛毛。“说‘不’”一类政治“快餐”走红行俏后，效颦与画瓢、画虎者甚夥，即是典型一例。眼下，很多“炒家”又瞄上了“中美关系”和“新中国外交”。为利益驱动，外行混珠，编者多南郭，编书几成“抄书”。只要卷未附一“主要参考书目”，“编者”便可堂而皇之、大段大段地抄袭他人成果（前引许多段落、词句大同小异，何其相似乃尔！其因盖出于此矣！）外行编书的最大恶果就是以讹传讹，混淆是非，以假乱真，严重玷污了学术的科学性和严肃性。其实，治史要靠日积月累、并非一蹴而就，朝夕之功。笔者并非反对编书，但身为编纂者，在主旨确定以后，第一要义便是谨严，对史料善作甄别，去伪存真。要力戒粗疏浮躁、急功近利，万万不可人云亦云，混同于“文抄公”。学者编书应该编出学者的风格、水平和史家识见。

（原文较长，并附有注释数十条，本报发表时有较大删节。）